深圳山寨手機的崛起與沒落

山寨機是中國智慧手機產業崛起的一個關鍵，而起源地就是中國深圳的「華強北」。雖然現在華強北已經沒落很多，但縱觀整個中國手機發展史，山寨機一直都是幕後的隱形脈絡。

序幕

深圳華強北與山寨手機的故事還要從20世紀末深圳特區成立之初說起。

早在1979~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籌備期間，電子產業便已經成為深圳來料加工貿易的主要產業，來自香港和中國各地的電子產業資源源源不斷地向華強北附近靠攏。

到1995年，深圳國際電子城專業市場正式開業。隨後萬商、大百匯、和賽格等相繼開業，華強北逐步成為中國南方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及批發零售中心。彼時混跡於華強北的外國創業者更是坦言，「在矽谷需要兩個月搞定的400個零件，在華強北一天便能湊齊」，也正因如此，深圳華強北逐漸被譽為「中國矽谷」。

1998年，由於深圳的高速發展導致地價大漲，華強北大量電子工廠外遷，自此原本為工業區的華強北逐漸轉型為以銷售為主的電子商業街。而得益於緊鄰香港的地理優勢，深圳與華強北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包括手機在內的全國電子產品批發地。那是一個沒有Internet電商和三大電信商的枯燥時代，也是一個完全屬於華強北的時代。

「由於沒有形成銷售體系，來自全國各地的零售商必須從華強北拿貨」，一位曾經的山寨機從業者回憶道，「從早上9點到凌晨2點，全國各地的零售商排著隊交錢，等手機出貨。一家手機店甚至需要僱用幾十個銷售員，24小時輪班。」

由於市場壟斷和訊息不對稱，彼時的華強北甚至可以控制產品售價。該從業者表示，「由於一款手機一般只有幾家店舖在售，如果客戶反映拿不到貨，就可以派人去摸清其他家出貨量，便能夠預估整個華強北該手機的現貨數量。貨源一少，便可以控制提高價格。」

在山寨機還沒有大批量出現之前，華強北便是中國電子產業的核心，集研發（較弱）、生產、和銷售於一體，這為以後山寨機的出現提供了完善的手機供應鏈系統。時至今日，以深圳為核心的手機供應鏈系統依舊是中國乃至世界的手機製造中心之一，目前中國前四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華米Ov的總部有三家位於深圳，而唯一總部不在深圳的小米代工廠富士康也在深圳設有工廠。

如同山寨機時代一樣，初期的華強北便沒有什麼核心技術，依賴抄襲和簡單組裝以賺取快錢的商業模式成為了華強北的核心。這種簡單粗暴的商業模式異常行之有效，但也同時為山寨產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山寨機的命運注定慘烈。

崛起

如果說華強北初期的野蠻生長為山寨手機提供了現成的完善供應鏈，那麼聯發科的出現則為這條鏈條配備了一台高速傳送帶，讓供應鏈無需任何技術加持便能夠高速運轉。

2001年，剛剛成立4年的聯發科憑藉著敏銳的商業嗅覺從光碟機晶片領域橫跨至手機晶片領域（成立專門小組）。兩年後（2004年初左右），聯發科突破了Nokia和Motorola等公司壟斷的晶片技術，推出了集合通話與多媒體功能的整合式手機基頻晶片，而當時手機晶片大多仍採用雙晶片分別控制通話和多媒體的解決方案。

2005年左右，聯發科正式推出「Turn-key solution」模式，即「統包」方案。不同於高通等晶片廠商的「毛坯屋」方案，聯發科的「統包」一上來便為手機廠商提供了「精裝修」的打包方案：除了處理器和基頻晶片，聯發科還整合了WiFi、GPS、FM、和藍牙等功能模組，甚至連應用也幫廠商做了，這直接導致當時手機製造門檻的大幅降低。

早期的山寨機並不叫「山寨機」，而被稱為「黑手機」，最初的深圳山寨手機製造商們由於不好意思印上「深圳」二字，便採用首字母「SZ」標識，而隨著整個山寨產業的龐大，「SZ」便變為了「山寨」。最初的山寨機市場規模也並不龐大，僅以翻新等管道找廉價方案為主，直到聯發科統包方案的出現。

當時的山寨機構造及其簡單，可以簡單劃分為螢幕、主機板、以及外殼三部分。主機板一般由上游聯發科和方案提供商掌控，山寨手機製造商只負責手機的外形設計，無需任何技術，這些製造商在產業鏈中被稱為「手機整合商」。

因此，彼時的山寨機供應鏈同樣可以劃為三部分：首先，聯發科是整個供應鏈的最頂層，負責手機晶片的研發；其次，方案提供商對手機軟體和功能進行設計和定義，而依賴於聯發科的統包方案，整個設計過程異常簡單，然後由於他們擁有軟體設計能力，產業鏈地位僅次於聯發科；最後便是手機整合商們，負責外形設計，無技術無售後。此外，聯發科到手機整合商之間，還有一批零組件（液晶螢幕、功率放大器等）供應廠和手機開模廠商。

「當時公司的業務非常簡單，在拿到的主機板設計方案之後，只需對手機的外殼進行重新設計，包括尺寸、材質，再選擇合適的手機螢幕，然後交付到模具工廠進行開模，組裝成成品之後，山寨手機廠商便會公佈消息進行大規模招商」，一位山寨手機整合商的員工回憶稱。

簡單來說，憑藉著聯發科統包方案和深圳華強北此前積累的完善供應鏈，山寨機產業鏈在「一夜之間」便可建立，有報導將其大致鏈條歸結如下：聯發科→手機方案商（主要集中在上海）→手機整合商（深圳華強北）→手機模具商（東莞、深圳）→手機外圍器件供應商（珠三角）→山寨手機經銷商（全國各地）。

憑藉著統包方案，聯發科一舉晉身為世界前三IC設計廠商，僅次於德州儀器和高通，而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也被譽為「山寨之父」。值得一提的是，聯發科的統包方案也影響至了智慧型手機時代，2012年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出貨量為1.8億部，其中1.1億部採用聯發科晶片，市場市佔率超6成。

從表面上看，聯發科直接導致了山寨機的興起，但從深層次來看，這是晶片技術成熟後技術門檻降低的必然結果，而山寨機的產生更多的是由於當時法律環境的不健全。而除了聯發科因素，價格也是促成山寨機產業鏈的重要因素。

20世紀初，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的第三個十年，彼時中國的經濟尚處於增長初期，GDP尚未擠進全球前五，北京人均工資剛過2000元/月，北京二環內的一套小間套房也只需十幾萬人民幣。

而與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當時昂貴的手機價格，少則上千元，多則四五千元人民幣的售價讓手機成為了少數人的「玩物」，一代神機夏新A8的售價高達3800元人民幣，是當時普通人三四個月的薪水。同時，儘管有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手機使用者數量首超室內電話，但當時手機的普及率仍尚不足20%，中國手機市場潛力巨大，這也間接導致了山寨機產業的興起。

巔峰

事實上，山寨機時代初期，產品品質是有所保障的，甚至在設計上比正品手機還具有吸引力，因此彼時的山寨手機備受年輕人追捧。

「我家在修車一條街，旁邊很多汽車修理工『小孩兒』特別喜歡買山寨機，螢幕大、聲音大，再加上一圈LED跑馬燈，旺季時一天能賣出十幾台，一台的利潤有小幾百」，一位三線城市曾經的山寨手機小店老闆回憶道。

一般而言，山寨手機主要包含兩種形態，一種是品牌手機高仿機，這類手機直至今日仍然存在；而另一種則是價格低廉、功能齊全的雜牌手機，這類手機是山寨機製造商的發力重點。

與正品手機類似，早期的雜牌山寨手機也有著自己的「創新」功能，比如支持有線反向充電、1萬毫安時（甚至2萬，虛標多一些）大電池超長續航、三卡三待（四卡四待）、升降式鏡頭、各種翻轉式設計、以及各種形狀設計（比如小汽車），這讓不到品牌機1/3價格的山寨手機擁有媲美甚至超越正品手機性能，同時也成為了年輕人的「玩具」。如果仔細對比當下智慧型手機廠商的創新設計，有一些是可以從山寨機時代找到影子的。

「這些花樣設計背後的缺點也十分明顯，厚重大醜，與現在的智慧型手機是沒辦法比的，天上地下」，一位山寨機老使用者表示。

誠然，即使手感再怎麼糟糕，也無法阻止山寨機大力擴張的步伐，那是一個收入水準低、品牌機價格高的年代，價格成為了山寨手機制勝的法寶，尤其是在三四五線城市、農村等市場，山寨機擁有品牌機無法比擬的功能和價格優勢。

另一方面，隨著Nokia、Motorola、三星、和西門子等手機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大熱，高仿山寨機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無數經典機型（比如NokiaN95）的山寨版本令當時的手機市場魚龍混雜，稍不留神便隨時可能買到山寨版本。「相比雜牌機，高仿機可能更『坑』人」，一位山寨機從業者坦言。

據不完全統計，鼎盛時期，華強北每天推出3~5部手機，按照3部/天的保守數字計算，華強北一年發表手機款式超過1000部。更有誇張的說法是，只要「友商」推出一款山寨機，其他廠商看一眼，便可以在當晚進行微修改，第二天便可以出貨，這直接導致了後期山寨機的品質越來越差。據說，當時手機廠商每天頭疼的是如何設計差異化手機外形和給手機起名。

在山寨機大賣的日子裡，華強北成為了聖地，無數的淘金者慕名而來，「一鋪難求」的現象比比皆是：「一樓的舖位價格最高，櫃檯轉賣都需要付轉讓費，大商舖要100多萬人民幣，櫃檯也要十幾萬人民幣。」

有媒體2008年的一篇報導顯示，「目前在華強北尋找到一個合適的手機檔口已經非常困難，明通數位城招商之前就曾出現過僅一天時間就有近5000家商戶前來認租，排隊抽籤的商戶太多了，達到了10選1的程度，光是派去維持秩序的保安人員就有100多人。」

「以前一到下午，各個店面全是人，拿貨的、打包的、發貨的，走都走不動。那會兒是電子行業最好賺錢的時候，訊息沒有現在透明，手裡只要有貨就能賣上好價錢」，一位曾經的華強北山寨機店舖老闆表示，「毫不誇張的說，當時的華強北一跺腳，整個中國、甚至全球手機產業都要抖三抖。」

2008年，可以說是深圳華強北的巔峰時期，由於中國電子市場價格指數的誕生，深圳被稱為中國電子市場的「風向球」「晴雨表」，而華強北也被授予「中國電子第一街」稱號。

憑藉著山寨機業務，Gfive（基伍）2010年全球銷量大增。Gartner市場調研數據顯示，Gfive 2020年第一季度出貨量為430萬部，全球排名第九，第二季度出貨量520萬部，全球排名第十，預計2010年總銷量在2500萬部左右（最終數字未披露）左右，同比增長178%。

iSuppli一份預估數據顯示，2009年巔峰時期中國灰色（山寨）手機市場出貨量達1.45億部，同比增長43.6%（08年1.01億部），約為2005年出貨量的4倍，相當於全球合法手機出貨量的13%，而與之形成鮮明對對比的是該年全球合法手機市場出貨量下降8%。頂峰時期，山寨機甚至賣到了當時手機界老大Nokia的芬蘭老家。

在山寨手機興起的同時，深圳華強北的強大供應鏈系統也同樣「掌控」著當時品牌手機的全球市場，市場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品牌手機總出貨量約為14.3億部，其中約1/4來自深圳，這也為當下中國龐大的手機供應鏈系統埋下了伏筆。

iSuppli中國研究部門主任Kevin Wang曾坦言，「因為中國山寨市場不合法，所以很難擴大規模。但是因為現在的規模很大，對全球供應鏈來說會造成競爭和擴大對供應的影響。」

落幕

小米CEO雷軍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小米對於智慧型手機產業貢獻之一便是幫助消滅了山寨機」，然而要說山寨機消亡的開端還要從深圳市的「雙打」行動說起。

2010年末，深圳開啟了為期6個月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隨後，廣東省提出「三打兩建」政策，即打擊欺行霸市、打擊制假售假、打擊商業賄賂、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和建設市場監管體係為內涵的專項行動，最終導致華強北山寨機市場大洗牌，3600餘商戶退出市場，有實力的山寨手機製造商則開啟轉型之路。

與政策打壓一同進行的，則是3G/4G時代以小米為代表的中國智慧型手機產業的崛起。2011年，小米第一代手機正式發佈，1999元人民幣的售價將智慧型手機價格壓了下來，促進了中國3G時代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進一步導致了以功能機為主的山寨機走向覆滅：「除了智慧型手機，其他全都賣不出去」，這是當時華強北很多櫃檯掌櫃的內心獨白。

另一方面，彼時的電信商價格補貼直接導致了以「中華酷聯」為主中低端手機價格比山寨手機還要低，讓素以價格戰取勝的山寨手機市場繼續被壓縮。而隨著山寨手機市場的持續下滑，價格戰成為了壓倒山寨手機廠商的最後一棵稻草，「大家為了拿訂單便展開價格戰，結果把自己玩死了」，一位山寨機製造商回憶稱，「正所謂成也價格戰，敗也價格戰。」

此外，電商的崛起也讓華強北電子產業價格逐漸透明化，讓山寨手機廠商再無利可圖，「訊息不對稱，是最好賺錢的，現在沒了」，這位山寨機製造商補充道。

隨著中國智慧型手機產業的崛起，山寨手機產業鏈開啟品牌化轉型，並全面轉向海外市場。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莫過於如今風靡非洲的傳音、以及致力於歐洲、北美、南美、和中東市場的大象（Elephone）手機。

傳音控股2019年年報顯示，其全年手機出貨量為1.37億部，全球佔比8.1%，排名第四，其中非洲市場佔有率52.5%，排名第一。同時，傳音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全球佔比為3.1%，排名第七，同比上升兩位。

而大象手機則依舊採用模仿三星、華為、和小米等手機品牌的策略，但會在模仿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變，比如Elephone S8將三星Galaxy S8後置指紋解鎖方式搬到了前面。大象手機低售價、高顏值的外觀設計得到了國外使用者的青睞，儘管其目前不及傳音一樣龐大，但是其在海外市場也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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