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矽谷的創業故事中，很少有人能像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那樣引人注目。在1976年與人共同創立蘋果公司後，賈伯斯於1985年被公司解僱，這是出了名的。然而，他的高調回歸將蘋果從瀕臨破產的邊緣拯救出來，並使其走上了成為世界上市值最高公司的道路，這已經成為美國最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
在賈伯斯於2011年10月5日因胰腺癌去世十年後，他的影響力在矽谷仍無處不在。賈伯斯善於將動人故事與公司產品捆綁起來，並在引人注目的產品發布會上披露這些故事，而這些產品通常都以「還有一件事」作為結尾。他的這種能力受到大大小小的公司高層的廣泛效仿。還有他自上而下的領導風格和對保密的痴迷。許多人甚至模仿他的標志性著裝——黑色高領套頭衫、牛仔褲和新百倫運動鞋。
對於創業者來說，所有這些特質都不罕見，這可以追溯到賈伯斯創立的公司之初，這家公司創造了許多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產品，包括 iPod、iPhone 和 iPad。顛覆性創新者常常被驅使去做些不同的事情，去檢驗傳統智慧。賈伯斯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教授大衛·許(David Hsu)專注於創業創新和管理，他說：「說到矽谷的創新，人們總是會說：‘我們要走些不走尋常路的道路’。」這條鮮為人知的道路有時會導致失敗，就像1985年的賈伯斯那樣，但這也是其他矽谷高層誓言要走的路。
賈伯斯的遺產銘刻在那些認為成功至上的人的腦海，不管是好是壞。有時，員工或其導師可能會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下個賈伯斯」，成為行業巨頭，創造下一個蘋果。
然而，他們找到的人，往往不是下了糟糕的決定、不良行為和甚至還是欺詐犯。
創辦人通常才華橫溢，魅力十足，盡管有缺陷，但他們帶領公司迅速崛起。可是一旦受到審查，結果也同樣令人震驚。就像好萊塢名人那樣，超級明星 CEO 可能會迅速崛起，但當嚴重的失誤引起人們的注意時，他也會立即引來口誅筆伐，而他們可能會毀了其他所有人的生活。
許教授表示：「我一直在想，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社會上出現一位才華橫溢、謙遜的遊戲規則改變者，而不是個有天賦的混蛋？我們需要堅持下去，認識到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種，貢獻的方式也有很多種。」
誰是下個賈伯斯？
盡管科技行業創造了財富、權力和成功，但它越來越多地充斥著虛假的「救世主」。他們編織著充滿謊言的故事，將說真話的魯莽與謾罵混為一談，依賴保密不是為了讓發布會充滿驚喜，而是作為一種掩蓋不當行為的方式。
或許最令人震驚的是血液檢測初創公司 Theranos，其首席執行長伊麗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將自己塑造成賈伯斯繼任者的形象，她自詡為規模宏大的科技領袖，在周圍既有炒作也有保密的混合環境中，霍姆斯經常穿著黑色高領毛衣制服亮相。她19歲時從史丹佛大學輟學，在2003年創辦了這家公司。10年後，她被譽為下一個大明星。
《財富》雜志在2014年的封面故事中寫道：「這位CEO渴望鮮血。」這篇報導是關於霍姆斯和「她的神秘公司」的，該公司「旨在徹底改革醫療保健領域」。《連線》稱她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奮」。《公司》宣稱霍姆斯是「下個賈伯斯」。據報導，一直以來，霍姆斯在公司機器的性能和準確性上對投資者、商業夥伴和客戶撒了謊。她目前正因電信欺詐和合謀電信欺詐而受審。
其他高層沒有照搬賈伯斯的個人風格，盡管他們都有缺點，但他們還是留下了餘地。
在 Uber，在其聯合創辦人崔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之前，該叫車服務內部普遍存在性騷擾和兄弟文化行為。2014年，當卡蘭尼克擔任 Uber 首席執行長時，他吹噓自己已經成為了一名合格的單身漢。
共享辦公初創公司WeWork推遲了2019年的首次公開募股（IPO），此前公開財務記錄報告顯示該公司現金大量流失。與 Uber 的兄弟文化一樣，WeWork首席執行長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的行為也受到了密切關注，特別是因為他吸毒、酗酒聚會以及公司工作文化中的邪教色彩。
科技投資者、專注於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包容項目(Project Include)負責人鮑康如(Ellen Pao)表示：「科技投資者通常不在乎欺詐、騷擾或歧視的指控，特別是如果他們能從中獲利的話。這些問題不能被忽視或假裝消失。如果投資者‘男孩俱樂部’的成員不願意追究彼此的責任，檢察官就必須介入。」2015年，鮑康如以性別歧視和報復為由，輸掉了針對她的前僱主、傳奇風險公司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的法庭訴訟。
當然，賈伯斯不應為任何有缺陷的CEO負責，也不應為容忍他們行為的文化負責。這些人所做的壞事遠遠超出了科技界。但如今，隨著監管和懲罰的呼聲日益高漲，人們對矽谷的權力產生了質疑，默默地尋找「下個賈伯斯式的人物」正在成為一個警示故事，但似乎很少有人從中吸取教訓。
講故事的天賦
幾十年來，矽谷英雄傳奇始終被視為現代版的「美國夢」。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上世紀70年代末，當賈伯斯與史蒂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羅恩·韋恩(Ron Wayne)共同創辦蘋果公司時，美國正走出高度不確定的時期。在那十年里，美國退出了越南戰爭，而通脹和油價飆升。就在美國製造業基礎開始衰退之際，外國製造業卻在升溫。
華盛頓大學教授、《程式碼：矽谷和美國的重塑》(The Code：Silicon Valley and the Remaging of America)一書作者瑪格麗特·奧瑪拉(Margaret O‘Mara)說：「賈伯斯在這個時刻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商業領袖身份出現。」賈伯斯不像那些失寵的大公司首席執行長，也不是那個時代典型的電腦迷。
奧瑪拉表示，賈伯斯擁有的一個關鍵品質是「講故事的天賦」，這激發了人們對電腦的思考，在大多數人認為它們只是機器的時候，電腦能做什麼。早在 Google 或公共Internet出現之前，賈伯斯就曾說過，聯網的電腦將「讓整個國會圖書館觸手可及」。他認為電子遊戲並不是像許多家長認為的那樣，是在浪費時間，而是「模擬學習環境」。在那里，「你瞭解的基本原則越多，你的分數就越高」。他經常稱電腦為「我們思想的自行車」。
今天，這種靈感繼續在科技行業流傳。賈伯斯親手挑選的繼任者提姆·庫克(Tim Cook)上個月發布iPhone 13時表示，蘋果正在「設計非常好的產品和服務，以豐富人們的生活」。微軟產品主管帕諾斯·帕奈(Panos Panay)談到，微軟的 Windows 軟體是「數十億人工作、實現夢想、與所愛的人聯系的港灣」。與此同時，亞馬遜的設備和服務負責人大衛·林普（David Limp）展示了他的團隊的「下一次重大飛躍」，讓科幻小說中的場景成為現實。
Uber、WeWork 和 Theranos 也曾講述自己的故事。Uber 談到，該公司的軟體不僅連接了司機和乘客，它還改變了我們在城市中出行的方式，同時給人們提供了一種作為司機賺錢的新方式。據WeWork早期的一份投資者介紹，該公司正在「技術、人口結構和城市化方面的深刻變革」中發揮作用，這自然會鼓勵更多「靈活、創業和協作的工作方式」。
Theranos 是由「治療」和「診斷」兩個詞組合而成的名字，該公司為其手指穿刺驗血服務製作了廣告，承諾「一小滴血液就能改變一切」。霍姆斯曾被問及：「你的夢想是什麼？」她回答說：「讓更少的人和他們愛的人說再見。」
傲慢與保密
很難解釋為什麼科技界有這麼多聰明人能容忍如此大規模的不良行為，而且容忍的時間如此之長。許多科技員工表示，他們被搭乘成功火箭的承諾矇蔽了雙眼，成功之路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顛簸。其他人說，首席執行長的磁性人格扭曲了人們對自己和周圍世界的看法。
還有賈伯斯的故事本身也在發揮作用。賈伯斯在與蘋果董事會和時任首席執行長約翰·史考利（John Sculley）發生權力鬥爭後被蘋果解僱，當時30歲的賈伯斯以脾氣暴躁和痴迷於製造蘋果正在研究的「下一件大事」的神秘感而聞名，他將團隊隔離起來，並讓他們宣誓保密。他拚命工作，並對其他人都寄予厚望。
2005年，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回憶道：「我覺得我讓上一代企業家失望了，當他們把接力棒傳給我的時候，我把接力棒弄丟了。」他談到被解僱時說：「這是一劑味道很差的藥，但我想病人需要它。有時生活會給你迎頭痛擊。」
即使在1996年賈伯斯回歸蘋果後，他也以魯莽著稱。賈伯斯解僱了許多蘋果員工，就在他們在電梯里見面後不久。據報導，2006年，當賈伯斯以最大股東身份加入沃爾特迪士尼董事會時，他向ESPN的負責人作了自我介紹，他說：「你的手機是我聽過的最愚蠢的想法。」ESPN當時提供的是品牌手機和無線套餐，這在當時非常流行。
這場交流被記錄在《那些傢伙過得快活:走進ESPN的世界》（Those Guys Have All The Fun: Inside the World of ESPN）一書中，當賈伯斯轉身走開時，這場交流結束了。據報導，迪士尼當年在其移動娛樂體育節目電視網(Mobile ESPN)上虧損了1.35億美元。
品牌管理專家、聲譽管理咨詢公司（Reputation Management Consultants）董事長埃里克·希弗(Eric Schiffer)說：「賈伯斯絕對是一個講真話的人。」希弗在幫助企業和名人打造品牌的同時，對能夠影響整個行業的首席執行長進行了專業研究。
對希弗來說，關鍵在於賈伯斯選擇了「真相而非客套話」。他說，相比之下，矽谷許多高層的不良行為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賈伯斯經常敦促他的工程師考慮他們製造機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這是大多數人失敗的地方。希弗在談到賈伯斯時說：「我不認為他的意圖是做個混蛋。他的目的是告訴你真相，打破常規，並設定超高的標准。如果你沒有達到標准，他會讓你知道。」
改變進行中
矽谷對其領導人、他們的行為和自身形象的考量導致了許多變化，包括蘋果、 Google 、微軟和 Facebook 在內的許多大公司，在過去七年里開始定期發布關於員工多樣性和包容性努力的報告。他們還開始在展示和產品發布時淡化首席執行長在舞台上的重要性，讓更多在公司內部工作和領導團隊的女性和有色人種有面對面的機會。
盡管如此，問題依然存在。蘋果面臨著來自員工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們說，蘋果自賈伯斯掌權以來就灌輸的對保密的痴迷，讓人們害怕揭發不良行為，並任由敵對的工作環境滋生。在新冠疫情期間，面對選舉干預、大規模騷擾運動和疫苗虛假訊息，Facebook 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固執地改變其社群網路管理內容的基本方式，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批評。
就連卡蘭尼克在2017年夏天被趕下台後，也展示了科技行業的寬容天性。據報導，當時他對幾個人說，他是「賈伯斯」，盡管自己被解僱了，但他希望能凱旋歸來。
沃頓商學院教授許教授表示，學術界正在討論這些問題，包括他的母校史丹佛大學。從 Google 創辦人賴利·佩吉(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到 Theranos 的霍姆斯，許多矽谷創辦人都是從史丹佛大學開始創業的。
許教授始終在修改他的課程，增加案例研究和提出倫理問題和對話的情景。他還讓人們注意到不太知名的科技高層，比如薩爾·汗(Sal Khan)，他在2008年創立了非營利性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在網上免費發布教育教程。許教授稱：「我們需要更廣泛地認識到成功意味著什麼。社會影響力和與眾不同可以透過各種方式來實現，你不必成為混蛋。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可以作為典範。」
賈伯斯可能並沒有完全同意這一點。他曾經說過：「如果你想讓每個人都開心，那就不要當領導，去賣冰淇淋吧！」但他也鼓吹做你喜歡的工作。他在2005年史丹佛大學的演講中說：「不要被教條所困，教條就是活在別人思考的結果里。不要讓別人的意見淹沒了你內心的聲音。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氣追隨自己的內心和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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