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CEO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我們做錯了一些事，科技無法解決所有人類的問題

Google 今天面臨的挑戰，比其 20 年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多。

• 公司的性騷擾醜聞，以及傳言中正在研發的「Google受審查版本」，都讓員工和外部人士感到憤怒。

• 數據洩露事件後，Google 明年將被迫關閉 Google+。

• 關於 Google 的各種政治和社會議題爭論，包括「是否研發軍事級人工智慧」在內，都在試探民眾忍受力的底線。

然而，負責帶領 Google 擺脫這個「雷區」的人，不是Google的創始人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也不是 Google 前首席執行長兼董事長艾立克史密特（他去年也被淘汰出局），而是 Sundar Pichai，一位在印度清奈長大、言語溫和的工程師。

Pichai 先生小時候對讀書有巨大的興趣，他曾就讀於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和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並獲得了高等學位。在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和麥肯錫公司任職後，他於2004年加入 Google。

Pichai 先生協助開發了 Google 的瀏覽器 Chrome，並於2014年接管了公司的產品業務、工程業務。此外，他還負責 Google 平台和產品的研究工作，包括搜尋、廣告和 Android 系統。2015年，Pichai 先生開始擔任 Google 的首席執行長，並於去年加入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董事會。

《紐約時報》對他進行了專訪。本文對專訪進行了整理。

問：跟我們講講你在清奈長大的故事吧。

Pichai：我小時候的生活很簡單，與今天的世界相比，我覺得那時候更好。我們住在一個小房子裡，與租戶共同生活。我們會睡在客廳的地板上。我成長的過程中，家鄉發生了乾旱，那時候的我們都感到非常焦慮不安。即使是現在，我睡覺時仍然必須在床邊放一瓶水。別人家的房子都有冰箱，我們在很久之後終於也買了冰箱。這是家裡的一件大事。

但我有很多時間閱讀，吸收了很多知識。我去讀可以得到的任何東西。我讀過狄更斯。跟朋友玩、玩街頭板球、看書——這就是我全部的童年。但我一直都感到充實。

問：來美國史丹佛大學是什麼感覺？

Pichai：這是我第一次上飛機。我一直想進入矽谷，我知道，矽谷就是一切奇蹟發生的地方。記得當時我在加州入關，然後在寄宿家庭那兒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坐在從機場出發的車裡，我看著外面感嘆：「哇，這裡一切都是棕色的。」而我的寄宿家庭說：「我們喜歡把它稱為金色。」

當我回到印度理工學院時，我很少有機會能用計算機——好像就用過三四次把。我需要一個能用計算機並且可以編程的實驗室，這對我來說是個大問題。那時，我完全陷入了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我無法跟上並理解互聯網最新的潮流。

問：你14年前開始在 Google 工作。你覺得現在 Google 變了嗎？

Pichai：第一次加入 Google 時，我感到震驚的是，這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地方。在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上，我仍然看到了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但今天的世界不同於昨天。有些事情是多麼艱難，也許我們需要更多地吸收現實主義精神。我們也開始有了更多的失敗。但是，Google 內部總是有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今天仍然未曾消散。

問：家庭生活對你在技術方面的思考有什麼影響嗎？

Pichai：每個星期五晚上回家後，我都真的很想在這幾天內都遠離電子設備。然而，目前的我還沒有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家裡，我不太輕易允許孩子看電視，孩子在打開電視之前必須做點什麼更有意義和活力的事兒。其實我還挺矛盾，因為我看得到，我的孩子們從這種充滿科技和電子設備的世界中學到了很多。我兒子今年11歲，他正在搞以太幣，而且還真的能賺錢。他正在通過技術深入瞭解世界如何運作、商業如何運作。

每一代人都對新技術感到擔憂，但是卻也不能否認它的好處。就像小時候，我們的父母就總擔心搖滾巨星貓王會對孩子產生不好的影響。所以，每當一個新技術產生時，我總是會問自己，「這是一件好事嗎？」話雖如此，但我也確實能意識到，現在發生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得多。我兒子還沒有自己的手機。

問：像Google這樣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就能在社交媒體上螢幕蔽直接的色情和暴力內容。但是，對於洗腦宣傳、假新聞和擾亂心智的其他內容，是不是 Google 也很難有什麼作為？

Pichai：在某些行業，對於是非問題，社會有很明確的共識；然而在一些領域，社會很難劃清是非的界限。你覺得自己受到另一群人歧視的言論自由與仇恨言論有什麼區別？美國和歐洲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基準。一些在美國允許傳播的影片，歐洲民眾看了卻覺得是在傳播仇恨言論。

如果人們不相信氣候變化是真的，或者認為疫苗沒有用，他們是否可以被允許表達這些意見？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雖然我們都在使用人工審稿，但審稿人也會有犯錯誤的可能。

問：本月估計有20,000名Google員工參加了性騷擾抗議活動。你對員工做出了什麼樣的回應？

Pichai：員工們去抗議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們改進，他們希望我們表態，承諾公司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正逐漸認識和理解到，現在公司肯定有些錯誤的事情。（原文：We're acknowledging and understanding we clearly got some things wrong.）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運營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經驗教訓。例如，我們建立了員工報告問題的管道。但是，員工使用這個管道的困難程度顯然比我們意識到的要困難得多。

問：公司現在有士氣問題嗎？

Pichai：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戰，考慮到 Google 所做的一切，我們覺得 Google 很多問題上都處於最前線。 但是，當人們說「挑戰過多了」時，我總是說，「活著就是要挑戰」。我嘗試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不同時間段。如果你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流感時期、或大蕭條時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之時，抑或是在20世紀60年代，當馬丁‧路德‧金被槍殺、甘迺迪被槍殺、越戰、冷戰和古巴導彈危機……所以，只要活著，就不怕挑戰。

但話說回來，我認為，作為人類，我們正在面對和處理越來越大的事情。像 Google 這樣的公司，我們有著更深層次的使命，我們能感受到肩負的重壓。我覺得員工們都充滿活力，他們想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問：有人擔心，矽谷正在迷失於集體思考之中，並逐漸失去優勢。你有這樣的憂慮嗎？

Pichai：我無法保證說，矽谷將永遠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地方。只有上帝才能下這種判斷。但是，至少現在我還是對矽谷信心十足的，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矽谷中有許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前沿技術。10年後，當我們回顧往事，我們會發現這些技術非常深刻。我們覺得，矽谷目前仍正處於技術的尖端，就像之前的互聯網一樣。

問：你剛來這裡的時候，矽谷打動你的是理想主義。你覺得現在的矽谷還有那種理想主義嗎？

Pichai：我仍然抱有樂觀態度，但也不是絕對的樂觀，而是審慎的樂觀。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必須更加謹慎、仔細、全面地對待每一個問題。但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事情：技術並不能所有解決人類的問題。指望技術解決一切，這麼想是天真的。技術是推動者，但人類必須處理人類自己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有兩大誤區：一是過分依賴技術來解決問題，二是把技術當作所有問題發生的根源。

原文鏈接：https://www.nytimes.com/2018/11/08/business/sundar-pichai-google-corner-offic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