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特·弗爾邁伊（Geerat J. Vermeij）把手伸進莫雷阿島礁石上的一個小洞里，他的直覺告訴自己，那里肯定住著一隻海螺。
一陣劇痛襲來。他確實如願捉到了海螺，但也驚動了它的室友——一條暴脾氣的海鰻狠狠咬了他一口。
弗爾邁伊的手指為此被縫了好幾針，而那隻海螺（ Pollia undosa）迄今還躺在他親手收集的龐大的貝殼標本柯瑞。
弗爾邁伊既看不見海螺，也看不見海鰻。他這輩子只看過一些模糊的形狀，而且不到4歲就 完全失明了。
同時，弗爾邁伊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AAS）院士，獲得過麥克阿瑟天才獎。他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擔任地質學教授，去世界各地進行野外考察，研究貝類、植物、螃蟹、魚類、海洋哺乳類……他已經出版了6本書，發表了近280篇研究論文。
他是怎麼做到的？
最後一道光
弗爾邁伊並非出身富裕，不過，他的家庭在「愛與支援」上極其富有。
1946年，弗爾邁伊出生在荷蘭東北羅格寧根的一個農場。此時荷蘭剛剛把德國軍隊趕走，從戰亂和饑荒中得到一絲喘息。
然而，生活的苦難卻沒有給這個家庭喘息。弗爾邁伊的母親在懷孕時不幸染上風疹，風疹病毒不僅損害孕婦健康，還會給胎兒帶來嚴重影響。小弗爾邁伊剛剛降生就患有罕見的兒童青光眼，雙目腫痛，視力極差。
弗爾邁伊被焦急的父母帶著四處求醫看病，他的病情還是持續惡化，普通的治療已經無法緩解病痛，眼部的病灶甚至開始影響大腦。在醫生建議下，父母不得不狠下心替弗爾邁伊做出決定：放棄他僅有的一點視力，摘除眼球讓他擺脫病痛。
1950年，不到4歲的弗爾邁伊躺在了手術台上，他看到一團模糊的黃光，而後，整個世界就陷入了無盡的黑暗……
一人上學，全家抄書
失去了視力後，父母和兄長全力幫助弗爾邁伊解決生活中的困難，但也不會對他刻意寵溺或過度束縛，而是把他當作一個正常的孩子來對待。弗爾邁伊很快就能透過「回聲」辨別空間和方位，還時常跟著哥哥阿里去河邊釣魚。
家門口的困難解決了，但前路上還有無數困難在等著他。一個盲人要走入社會，必將面對無數外界的偏見和歧視。
第一道難關就是上學。
弗爾邁伊的父親希望弗爾邁伊能去公立學校讀書，而不是接受封閉的盲人教育。那時荷蘭盲童只能去私立的殘疾人學校。父親找到一所還不錯的私立小學，就把年僅4歲的弗爾邁伊送去上學。
弗爾邁伊有著比普通孩子更強的求知慾和好奇心，不僅學得快而且涉獵廣，尤其對自然科學有濃厚興趣。學校的盲文書籍根本不夠他讀。
為了幫弗爾邁伊讀書，全家人甚至都學會了盲文，輪流用盲文為他「抄書」。寫盲文不同於寫字，需要用鐵筆在硬紙上扎出一個個特定的點，再透過觸摸來閱讀。這樣的「翻譯」並不輕鬆，但每週弗爾邁伊從學校回來，餐桌上總有一本盲文新書在那里等他。
但沒過多久，這所學校就不再接收全盲的孩子。為了孩子的學習，弗爾邁伊的父親毅然決定全家搬去盲童教育資源更加豐富的地方——美國。
新大陸
美國對於弗爾邁伊一家來說完全是陌生的世界。因為走得太急，他們甚至還沒有學會英語。
當地盲人委員會給弗爾邁伊安排了家庭教師上門補習英語，教他使用盲人打字機，確保他能正常學習。做好準備工作後，盲人委員會才允許他去公立小學。
弗爾邁伊進入牛頓小學後，成績非常優異，但牛頓小學進度太慢、科目實在太少了，他只好透過盲人委員會，借「預習」的名義提前閱讀高年級教材來解悶。
四年級課堂上一個意外的插曲，讓他萌生了當生物學家的想法。
他的老師科爾伯格，有一次帶來了許多從佛羅里達西海岸收集的珊瑚和貝殼，擺放在弗爾邁伊身邊的窗檯上。
弗爾邁伊如獲至寶，一遍又一遍撫摸著這些精緻的貝殼。科爾伯格並不知道，自己的無心之舉，即將改變一個盲童的人生軌跡。
弗爾邁伊從此越發對海洋生物，尤其是貝類著迷。
在家人的陪同下，他一邊收集標本，一邊閱讀有關貝類和和海洋生物學的書籍。很快，他對各種貝類的名字和特徵都爛熟於心，並開始寫信向權威專家請教。
1961年，弗爾邁伊的母親帶著他和哥哥前往紐約，首次拜訪了軟體動物的專家，包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標本負責人亨利·庫曼斯（Henry Coomans）。
庫曼斯很高興幫弗爾邁伊鑑定貝類，絲毫不在意他的玻璃假眼和荷蘭味兒的英語，鼓勵他繼續學習生物，訂閱軟體動物雜誌。「研究化石一定會很適合你」，庫曼斯建議。
弗爾邁伊回家之後就開始訂閱學術雜誌，他的母親總是耐心給他讀《鸚鵡螺》上的每一篇學術論文。
為了更早打好科研基礎，他在高中時又加入了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起的榮譽計畫。每週六，父親都帶他去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聽課，讓他提前拿到了不少大學課程的學分。
普林斯頓：從吊車尾到超越同學
弗爾邁伊憑藉強烈的學習興趣和超出常人的努力，穩居高三尖子班第一。
一天，盲人委員會負責人找到他聊理想（選專業）。他們覺得生物這樣的學科本來就不賺錢，盲人學了更沒錢途，那麼委員會的投資就可能打水漂，於是勸弗爾邁伊像其他盲人孩子那樣學點文學音樂之類的文科專業，以後更好就業。
弗爾邁伊猶豫了，他不想放棄理想，但直接拒絕可能會讓他失去委員會的資助，而他的家庭條件供不起他讀大學。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報考幾所文科的學校，同時也填報幾所開設古生物專業的頂尖學校，比如普林斯頓和哈佛。委員會大概覺得他考不上，也就同意了。
而後，弗爾邁伊就收到了來自哈佛、普林斯頓等美國頂尖青常藤大學以及那幾所文科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他幾乎不用想就選擇了普林斯頓，在他看來沒有什麼地方比普林斯頓更適合學生物了。
手捧全額獎學金，弗爾邁伊終於踏上自己夢寐以求的學術之路。
普林斯頓是美國高校的金字塔尖。作為這裡多年來唯一的盲人大學生，弗爾邁伊感受到了學習的壓力。他信心滿滿選了一堆高難度的課程，結果第一學期就掛科了。
好在普林斯頓非常重視本科教育，在這個地方，只要學生有求知慾和進取心，哪怕是最忙、最有名望的教授，都能耐心幫你。弗爾邁伊就幸運地得到了著名生態學家麥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 、古生物學家費希爾(Alfred G. Fischer)等教授的幫助。
在專業團隊指導下，弗爾邁伊很快就跟上了進度，然後再度碾壓他的同班同學們。不僅提前學完理論課，就連非常依賴視覺的野外考察課，弗爾邁伊也不會落後。他總能用很短的時間在海灘上找到最有研究價值的貝類標本，僅憑雙手的觸摸就能準確地辨認出它們的科屬種，完成了自己的作業還順便幫助下其他同學。
靠手辨識貝殼？拿手好戲
就在弗爾邁伊順利完成本科學業，準備攻讀研究生時，他又遇到了麻煩。幾所歐洲的學校都以盲人不適合做科研為理由拒絕了他，美國的哥倫比亞和哈佛也都說自己沒有供盲人做研究的教學設備。
他最想去的也唯一能選的就只剩下耶魯大學了。弗爾邁伊覺得，或許只有面談才能讓學校瞭解自己的真實情況，於是和同學一起前往耶魯參加面試。
懷著滿心疑慮面試他的，是耶魯大學生物系主任貝爾（Edgar Boell）：
「你為什麼想學生物？」——「我從小就喜歡海洋生物，大學階段已經看過許多書籍，積累了不少課外考察經驗。」
「那你成績怎麼樣？」——「大部分時候都是年級第一。」
「學術刊物沒有盲文版，你平時要怎麼看論文？」——「我的母親會幫我讀論文，盲人委員會每月也會出資請其他同學幫我。」
貝爾問了半天，覺得可能沒什麼理由能直接拒絕弗爾邁伊，就琢磨著要不出個難題，讓這孩子自己知難而退。
於是貝爾帶他去了學校博物館的地下室。下一秒，弗爾邁伊手裡就多了一個海螺標本。
「你知道這是什麼生物嗎？」
對弗爾邁伊來說，摸貝殼約等於送分題。他的指尖感受到一根根與貝殼外唇平行的放射肋，殼口很大，螺旋部很低，表面光滑……
「這是大豎琴螺（Harpa major）」——「嗯……很對，那這個呢？」
貝爾增加難度，又遞過來了一個小海螺。
平滑，光潔，有暗紋，殼口窄。「這是一種榧螺，我敢肯定這是字碼榧螺（Oliva sayana），它在佛羅里達很常見。」
貝爾愣住，他原本想勸退弗爾邁伊，結果自己下不來台了，不得不尷尬地承認自己一開始確實對弗爾邁伊存有偏見，但現在已經改變了想法。
於是，弗爾邁伊透過了面試，拿到了耶魯大學碩博連讀的全額獎學金，可以正兒八經搞科研了。
差點命喪太平洋
弗爾邁伊的導師哈特曼（Willard Hartman）是一位研究海面及其化石的世界權威，他給弗爾邁伊佈置的課題是研究不同地域和環境對海螺殼形態的影響，這意味著他將要長期去野外考察。
他招募了一位本科師弟當助手，從巴西東北部開始，經過里約熱內盧到智利中部、秘魯、西南厄瓜多、加拉帕戈斯群島、巴拿馬和庫拉素島海岸做實地考察。
這段旅程中，弗爾邁伊最向往的就是太平洋上加拉帕戈斯群島，這裡堪稱研究生物進化的天堂。然而他萬萬沒想到，這次登島之行些卻險些把他和師弟送上天堂。
他們返程的飛機飛到半路就開始不停震動，只聽「嘭」的一聲巨響，一側引擎突然罷工了。
這時候天已經黑透了，下方廣闊的太平洋海域不會有船隻路過，弗爾邁伊摸了摸座位下面，本該放救生衣的地方居然空無一物，如果真的墜機或緊急迫降，獲救的機會基本為零。
這時乘客中有位瑞士工程師挺身而出，急忙跑去支援不知所措的駕駛員。在他的指點下，飛機平穩下來，勉強撐到了瓜亞基爾機場。這次經歷讓弗爾邁伊之後一坐飛機就心有餘悸。
返回美國稍作休息之後，他們又去了西太平洋的關島、菲律賓和新加坡，而後再從歐洲返回美國。就這樣環繞地球一圈之後，弗爾邁伊收集到不少有價值的標本和資料，整理成5篇學術論文陸續發表。
誰會聘請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師呢？
弗爾邁伊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他的博士課題，接下來就要找工作了。
求學之路已經讓弗爾邁伊領略到社會現實的殘酷，而求職過程將帶他體驗最深的迷茫和絕望。
尤其不巧的是，他畢業時正逢70年代初，美國政府忙著打越戰，而美國民眾和大學生們忙著上街反戰遊行。學術界不受重視，經費和職位都大幅縮減，生態學和古生物這類不怎麼熱門的學科就更不受待見了。
哪個大學願意冒險聘任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師呢？
即使有導師努力推薦，弗爾邁伊投出的履歷還是紛紛石沉大海，連面試也屢遭淘汰。他拿到的唯一一份offer是馬里蘭大學的輔導員。
弗爾邁伊萬分沮喪，他對馬里蘭大學沒什麼興趣，而且多年來和各種機構打交道讓他十分反感做行政，但如果拒絕，別說做學術，可能謀生都成問題。
也許是弗爾邁伊對科學的熱愛打動了命運，每當他走投無路時，總會有貴人伸出援手。
這次的貴人是馬里蘭大學動物系主任的克利斯（John Corliss），克利斯當時正在組建海洋生態學的研究團隊，他非常看好弗爾邁伊，承諾會幫弗爾邁伊把行政崗位換成研究崗。弗爾邁伊最終同意去馬里蘭大學。
至此，盲人委員會可以放心把弗爾邁伊的名字從資助名單里划去，讓他去回報社會了。
好事逢雙，工作問題解決了，愛情也如約而至。隔壁課題組的學妹伊迪斯·齊普澤（Edith Zipser）曾主動提出為弗爾邁伊幫讀，在幫讀過程中被弗爾邁伊的人格魅力和他的貝類標本深深吸引。伊迪絲的溫柔聰慧也照亮了弗爾邁伊的內心，志同道合的兩人很快就墜入愛河。
從此，伊迪絲成為了弗爾邁伊的雙眼，帶他穿越擁擠的人潮，閱讀浩瀚的書海，看見整個世界。
與貝殼終生相伴
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知心的伴侶，弗爾邁伊的科研之路越走越順。1972年他從馬里蘭大學動物系的試用教員(instructor)轉變為正式的助理教授，1974年就成為終身教授。1977年開始擔任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客座研究人員。
多年來，弗爾邁伊的研究重點主要是貝類如何在漫長的地球歷史中與它們的天敵抗爭。
他曾經在太平洋西部的關島沿岸摸到一些坑窪或有破損的貝殼，起初他只把它們當成是有瑕疵的殘貝，嫌棄地丟在一邊。多年後，他偶然接觸到二戰遍佈彈孔的裝甲車時，才猛然意識到，那些破碎的貝殼中正隱藏著貝類與螃蟹抗爭留下的關鍵證據。透過檢查和測量貝類化石上的這些傷痕，他可以瞭解億萬年前貝類的生活狀況。觸摸著貝類那些破碎的「盔甲」，他「看見了」它們遭遇捕食者的每一個細節，它們的拚命反抗和垂死掙扎。觸摸著捕食者的螯足和下顎，他同樣能「看見」它們的強壯和力量。
貝類外殼的演化歷程正如同人類的軍備競賽。那些倖存返回的飛機，往往並沒有擊中要害，所以彈孔的部位不需要加固，反而是沒有被打中的部位才是最需要防護的，因為一旦被擊中，飛機也就回不來了——這就是著名的「倖存者偏差」。而僥倖逃生的貝也一樣會在脆弱的部位加強防禦。弗爾邁伊當年丟棄那些殘貝，有些正是被捕食者淘汰出局的選手。
貝類就像飛機工程師一樣，不斷改進薄弱部位的外殼設計。但即便有些貝殼非常堅硬，仍然扛不住某些螃蟹強有力的大螯。比如紅斑瓢蟹（Carpilius maculatus），它滿是寬齒的螯能在貝殼上施加超過5000牛頓的壓力。
弗爾邁伊曾經用核果螺（Drupa morum）的殼丟給紅斑瓢蟹做測試。核果螺擁有非常堅固的外殼，具備人們已知的一切外殼防禦措施：半球形，殼口窄，邊緣非常厚實，全身幾乎沒有什麼能讓蟹夾掉的部位，但落到紅斑瓢蟹手裡還是很快被碾碎了。
而一些熱帶西太平洋沿海的貝類另闢蹊徑，它們演化出了有裙邊或是突刺的外殼。比如佛羅里達角口螺（Ceratostoma foliatum），它的外殼周圍有三道裙褶，這讓蟹鉗壓根抓不牢螺殼，能「箝口脫身」。一般來說，捕食者越強的海域，貝類外殼的形態也就越豐富。
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自然》等頂級學術期刊上。
1989年，弗爾邁伊接受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邀請，擔任地質系教授，有了更好的研究環境和生活條件和一個同樣熱愛大自然的女兒。弗爾邁伊的研究熱情有增無減，他與妻子和女兒一起外出採集標本，差不多周遊了世界各地的海岸和島嶼。
雖然有家人和同事陪伴在身旁，常年在野外的弗爾邁伊依然無法避免危險和受傷。他曾被魟刺傷，被螃蟹夾傷，被海鱔咬傷，被牡蠣刮傷，探索蛇蟲密佈的沼澤，和鯊魚出沒的海域，差點碰到劇毒的石魚……但這些危險和困難，從未使他放棄或退怯。
弗爾邁伊練就了「徒手識貝」的非凡本領，能迅速「手動」辨識出貝類的科屬種，他對野外的探索甚至比那些視力敏銳的科學家更為仔細徹底，令同行們敬佩不已。
據紐約伊薩卡市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奧爾蒙（Warren Allmon）博士回憶，自己陪弗爾邁伊去考察弗羅里達的一個化石層，「他在那里觸摸了大概45分鐘，然後描繪出現場的所有情景——打鬥的海螺，部分覆蓋的藤壺，還有一層牡蠣……如果我帶你到那里，指給你看，你依然會什麼也看不出。但弗爾邁伊用手能看到大多數人用眼睛都看不到的東西。」
對此，弗爾邁伊謙虛地表示，每位學者都有適合自己的方式，不敢妄稱自己比其他同事更擅長辨識貝類特徵。他能透過觸覺整合貝殼的綜合訊息，察覺到更多容易被忽視的細節，都離不開長期的訓練。
不出野外的時候，弗爾邁伊就聽別人讀科學論文，用盲文打字機記筆記。他也聆聽其他許多領域的書籍，幾乎每天都為自己的盲文圖書館添加新篇章。
1992年，他獲得麥克阿瑟獎天才獎；1993年第一部著作《貝殼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Shells）出版；1997年擔任美國博物學家協會主席；2000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頒發的丹尼爾·吉羅·艾略特獎章（Daniel Giraud Elliot）；2021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AAS）院士。
可以說，弗爾邁伊最終獲得了與他的成就相稱的榮譽，但他內心非常清楚，如果離開家人的支援、導師的幫助、妻子的陪伴以及用不完的好運氣，他可能永遠都與科學無緣。
對於更多社會中的盲人來說，失明後拿到的就是悲劇腳本，他們要面對的冷眼和歧視依舊無處不在。因此，弗爾邁伊在做學術之餘還會積極幫助社會中的盲人群體，給美國盲人聯合會捐款，支援盲人教育，鼓勵有科學信仰的盲人堅持下去。
他還向盲童的家長和老師提出以下建議，有助於培養盲童對科學的興趣——
讓孩子仔細地探查各種物品，以此磨煉他們的觀察技巧，
早點開始，不要只依賴學校
堅持使用盲文，最好自己也學會盲文
讓孩子的兄弟姐妹也參與進來，
建造和拆解各種機關，從複雜機器到日常家居用品，進而讓盲童瞭解事物是如何工作的
鼓勵閱讀，哪怕是那些看起來「過深過難」的書籍文章
營造一種自由的探索氛圍，讓孩子獲取知識，質疑權威
保護孩子的選擇自由，不要單方面規劃孩子的未來
培養敬業心、長時間的注意力、以及在瞭解可能的風險後敢於承擔風險的勇氣
如今，年過七旬的弗爾邁伊依然置身於他的貝類標本之中，幾十年來，他收藏的貝殼已經超過數萬件。每次用指尖碰觸它們的紋路時，弗爾邁伊的臉上依然會流露出無限的喜悅，並不時發出一聲感嘆，就像四年級時第一次捧起科爾伯格老師的貝殼一樣。
參考文獻
[1]《無與倫比的手》海爾特·弗爾邁伊.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
[2]To sea with a blind scientist https://nfb.org/images/nfb/publications/books/kernel1/kern0610.htm
[3] Geerat J. Vermeij
https://www.ntac.blind.msstate.edu/spotlights/2020/geerat-j-vermeij
[4] Geerat Vermeij, Current Biology
https://www.cell.com/current-biology/fulltext/S0960-9822(17)31261-7
[5] Raised in Science: How Parents Can Bring Up a Blind Scientist. (2016). https://nfb.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nfb/publications/fr/fr35/2/fr350204.htm
[6] Yoon, C. K. (1995). SCIENTIST AT WORK: Geerat Vermeij; Getting The Feel of A Long Ago Arms Rac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1995/02/07/science/scientist-at-work-geerat-vermeij-getting-the-feel-of-a-long-ago-arms-race.html
[7]STEM is for Everyone: Geerat Vermeij, a Paleoecologist who is Blind ，https://www.sciencebuddies.org/blog/stem-for-everyone-geerat-vermeij
[8] Harris, R. (2005). Blind Biologist Finds Clues to Human Societies in Shells. NP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66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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