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擊退美軍的排灣族，是舶來品大戶？羅妹號事件的考古揭密

羅妹號、牡丹社事件的考古學觀點

19 世紀原住民簽訂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1869 年 2 月 28 日早上，恆春半島上的射麻裡社正舉行著一場熱鬧的盛宴。

宴會主人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既是豬朥束社頭目、同時也是斯卡羅族部落聯盟的大股頭人。席上嘉賓，則有美國駐清國廈門的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以及擔任通譯的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等西方人。恆春半島與原住民往來密切的漢人聚落射寮，也以頭人綿仔為代表。

宴席上佳餚美酒，不過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場充滿「政治意味」的外交儀式。卓杞篤以瑯嶠十八社大頭目身分，運用部落的傳統儀式接待外賓，一方面鞏固自己在部族內的權威地位，同時也正式確立先前他與李仙得議定的「南岬之盟」：承諾保護漂流至該地的歐美人安全。（註一）

這場外交談判的源頭，來自一場關鍵的歷史船難「羅妹號事件」。 

羅妹號事件，美軍艦隊進攻南台灣

時間回到兩年前。1867 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遭遇風暴觸礁，十數名船員在墾丁一帶上岸後被視為入侵者，遭到排灣族龜仔律社原住民殺害。

事發後，美國領事李仙得疾聲要求清廷懲凶，但清廷卻消極表示「生番」不在清國統治範圍，無力處理。美國於是下令出兵討伐，直指福爾摩沙！然而，這場滿懷帝國傲氣的報復性遠征，卻意外慘澹收場。

1867 年 6 月，美國巡洋艦隊浩浩蕩蕩進攻，但登陸後慘遭龜仔律社伏擊，大敗而歸。最終，在必麒麟的居中牽線下，李仙得與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了「南岬之盟」，那場匯集了恆春各方勢力、相當「國際化」且族群多元的外交場合，也被紀錄在李仙得的台灣踏查手稿。

▲ 十九世紀中美國遠征亞洲的太平洋艦隊 Harford。1867 年，美軍艦隊攻打原住民領地，結果指揮官戰死撤退。在強大外交壓力下，台灣總兵劉明燈率領五百兵勇南下，外交官李仙得也親赴前線，大戰一觸即發。但最終因為沒有必勝把握，經過斡旋而議定了南岬之盟。 圖片來源： Mayflower Books Inc., 1979

▲ 羅妹號事件後，李仙得多次來台調查，寫下「台灣紀行」手稿。由於對恆春半島部落、地形、漢番勢力瞭若指掌，牡丹社事件時，日軍重金禮聘他作為顧問。圖為李仙得繪製的恆春半島地圖，紅線為卓杞篤轄下的原住民領土，地圖中也標註各個番社。 圖片來源：wikimedia 

為何在船堅砲利的西方強權面前，部落族人能夠擊退美國艦隊的征伐、與美方代表平起平坐談判？李仙得手稿不曾詳述的側面，考古學或許能提供新的解釋觀點。

斯卡羅：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

懂文字的人，就掌握了話語權。

訪談一開始，中研院郭素秋副研究員開宗明義地點出「歷史書寫」的特權。「原住民沒有文字，文字是殖民政權或現代政府介入後，把原有的族語文字化。」但沒有文字並不意味封閉、無知。

「原住民有自己的語言，也有極佳學習外來文化的能力與智慧。」許多人對部落的想像，是原始、邊緣且落後未開化，然而從「南岬之盟」等歷史事件就能看到，原住民擁有極高的適應力與政治手腕。而他們能伺機觀察外國船隻、運用地利突襲美軍艦隊，顯然對外來文化、武裝都不陌生。

郭素秋強調：「他們沒有文字，所以失去了發語權。即使作為事件的主角，但因為史料不是由他們書寫，而是來自外國人的視角，就會有偏頗性。所以我一直強調需要透過不同材料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單一史料的價值觀來詮釋歷史。」

▲ 圖中的「大石尖」一帶即為龜仔律社位置，此處地高，能一覽南灣動態，龜仔律社因而可發現船隻擱淺、漂民誤闖，也能監看美軍艦隊。根據《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大尖石山原住民語是 Katza-katza，龜仔律社與外族打仗前會先到山頂占卜。 圖片來源：〈石門竹社楓港/三道攻擊要圖〉

恆春地區古稱「瑯嶠」，自古即有眾多族群在此匯聚。當地原以排灣族為主，後來東海岸知本的卑南族人南遷此地，自稱「斯卡羅」，包含豬朥束、射麻里、龍鑾、貓仔四個番社，荷蘭時期的文獻便已留下記載。

清代至日治初期，斯卡羅一度成為瑯嶠地區最強大的族群，對於當地排灣、閩南以及粵籍客家聚落皆有相當影響力，轄下的排灣、斯卡羅等十八個番社被統稱為「瑯嶠十八社」，形成一個跨族群的鬆散酋邦。羅妹號事件當時，斯卡羅四大家系之首「豬朥束社」位階最高，頭目卓杞篤被視為「瑯嶠十八番社總頭目」。

郭素秋談到，解讀羅妹號、牡丹社等衝擊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必須從十九世紀台灣與風起雲湧的國際勢力競逐來理解。

1860 年台灣開港通商後，自此捲入西方強權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一方面，南台灣海域歷來海難頻繁，不時有漂民被視為入侵者遭原住民殺害；而清廷長年將瑯嶠一帶視為「化外之地」，治理態度消極，國際強權因而獲得可乘之機。

相隔不到十年的「羅妹號事件」（1867）、 「牡丹社事件」（1874），便是強權藉口船難爭端、嘗試搶占台灣的例子。

瑯嶠原住民有多強大？社頂遺址發現大量「舶來品」！

當時，以漢人為經營體系的糖、樟腦、茶葉出口，讓台灣躋身世界貿易體系。不過從考古學調查，被清國視為化外之地的原住民部落，也並非與世隔絕。

1980 年代在墾丁一帶發現的「社頂遺址」，石棺內採用屈肢蹲踞葬、複體多次葬，判斷是古時排灣人盛行的墓葬形式。郭素秋進一步做考證。她將考古挖掘的社頂、龜子角遺址地點，與 1904 年日人繪製的「台灣堡圖」套疊，進行古今比對，證實了這兩處應該就是「羅妹號事件」中力戰美軍的主角──龜仔律社的相關遺址！

剽悍的龜仔律社族人，是否孤立封閉、鮮少與外界接觸？考古研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社頂遺址的陪葬品相當精緻豐富，有銅環、瑪瑙珠、玻璃珠，閩粵的瓷碗、瓷壺，甚至還有西班牙、墨西哥銀幣，都出現在排灣部族的石棺內。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器物，與其他排灣遺址的考古發現相當吻合。「從屏東牡丹鄉、滿州鄉、來義鄉的出土文物，大概三四百年前，原住民就大量使用福建燒製的陶罐和青花瓷。」

▲ 1986 年黃士強等考古學家發現社頂遺址，出土兩座石棺。石棺內的陪葬品，有相當精美的瓷碗、銅飾、鑲著瑪瑙珠的戒指。 圖片來源：〈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始資料：黃士強等（1987）〈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

▲ 石棺內的外國銀幣。左為 1785 年鑄造西班牙卡洛斯三世銀幣，銀幣正面鑄有西班牙國王半身像，還有「天」、「長」等漢字戳印。右為 1862 年鑄造的墨西哥共和國銀幣，正面鑄有一隻展翅的雄鷹，為墨西哥國徽，鑄造年分前的「G」，表示銀幣來自瓜納華托（Guanajuato）鑄幣廠。 圖片來源：〈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原始資料：盧泰康（2015），〈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 由於殺害琉球漂民的為高士佛社，武力最強大的則是牡丹社，日軍因此主要視兩社為攻擊目標。1874 年，日軍與牡丹社人激戰，攻破通往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隘口「石門」， 原住民最終投降。圖為石門戰役後，日軍指揮官西鄉從道（第二排中）與斯卡羅頭目會面。 圖片來源：wikimedia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被遺忘的 Linivuan 舊社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命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清國開始積極治理、開山撫番，可說是歷史科的「必考題」。那麼，還有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高士佛社被攻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族人全部逃難遷走，那裡變成一個禁忌之地，十幾年前我訪談的耆老過世後，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Linivuan （日軍進攻時的部落之地）在哪。」郭素秋感慨地說。

1874 年，高士佛社遭到日軍攻擊焚毀後，部落族人只得逃離舊社、輾轉遷徙到今日的居住地；當年逃離的舊社，確切位置逐漸被族人遺忘，只留下 Linivuan 這個名字。

為了找出舊社位置，郭素秋以「舊社考古學」方法多方比對，透過高士社耆老李金水、華阿財的口述，以及日軍發兵前繪製的「石門竹社楓港ノ三道攻擊要圖」交叉對照，終於判斷出 Linivuan 舊社應位於高士佛山東南側。這個考古發現，扭轉了過去研究者僅透過文獻史料造成的誤判！

▲ 1874 年高士佛社全村被燒毀，族人四散逃難，建立包括 Caliguan 等三個部落。根據耆老華阿財口傳歷史， Linivuan 位在高士佛山南側；郭素秋則比對日軍地圖、地形稜線圖，判斷 Linivuan 位置應該再略往東南一點。但兩者相距不遠。這個區塊可做為未來考古發掘的調查區域。 圖片來源：郭素秋

「舊社考古學」（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y of abandoned village site），就是從現生部落往前追溯他們遷徙前的舊社，重回現場進行考古學研究。配合文獻、考古文物和口傳歷史，建構舊社生活的具體圖像，並進一步確認遺址與現生族群的關係。

舊社考古學為何重要？郭素秋強調，文字留下的歷史常來自各方建構。從考古、出土文物考據，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側面。

各方歷史文獻有漢人觀點、日本人觀點、西方人觀點，唯獨缺少事件當下的在地觀點。史料必須與考古學對話，才能減少對歷史時空的考據偏誤。

尤其部落常有不同遷徙歷程，僅透過歷史文獻研究有時便可能失真。舉例來說，先前的研究者繪製日軍攻擊地圖時，取用高士社晚近的地點，誤標了關鍵的高士佛社、竹社位置，因此畫出來的進攻路線便有誤差。

▲ 1874 年日軍兵分三路進攻。圖為過往研究者繪製的各社位置、進攻路線，郭素秋重新考據舊社位置後發現，因為誤標高士佛社和竹社，因此讓圖中的日軍右翼進攻路線有所誤差。 圖片來源：研之有物（地圖資料來源│黃清琦）

舊社考古，重回原住民觀點

「現今如果要對牡丹社事件提供新的理解，下一步就是回到 Linivuan 做考古研究，看看地底下有什麼樣的訊息，這是一個解決史料困境的方法。」郭素秋說。

舊社考古學便是試圖回到事件的當場，透過地層的無字天書，讓沒有文字的人發聲。

找出舊社位址，考古學者才有機會從一層一層的地表、地層深入發掘，更貼近數百年前的場景，勾勒部落當時的日常生活樣態。郭素秋有感而發地說：「考古不光只是研究『史前』，在歷史時期、重要事件，也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增加新的資料、新的思考視點。」

一系列社頂遺址及 Linivuan 舊社的考察，我們宛如通往十九世紀末恆春半島的蟲洞，依稀見識當年排灣族人的生活輪廓。結束這場「穿越時空之旅」，郭素秋如此總結自己長年的研究關懷：「我們怎麼透過考古理解舊社、和史料對話，把發言權拉回原住民這邊，放到舞台中間寫歷史，這便是考古學可以努力做的事！」

• 本文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